泸深A融通桑植光荣院64岁院长：照顾过上百个革命老人，染黑头发怕老人们发现她也老了

“如果你走了，那我也不住了。”近来，不止一位退伍老兵这么对贺晓英说。她是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第二任院长，也是一名中共党员。1986年，24岁的她来到光荣院工作，今年是她在这里工作的第40个年头，先后照顾了137位革命老人。

原本，她应该在2012年退休。老人们不希望她走，她也舍不得老人。就这样，她继续留在光荣院工作了几年。终于在2019年，拿到了桑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颁发的返聘书，老人们的心安了不少。

△贺晓英帮老人剪指甲。

但明年7月，返聘到期，贺晓英也有自己的考量——她今年64岁，院里年轻的老人大不了她几岁，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丈夫，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。她想把重心适当放回家里，但院子里的老人她也放不下。好在她家离光荣院只有三四百米的距离，她答应老人，会经常回来看看。

2026年7月1日，贺晓英获得“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 荣誉称号。她表示，“只要光荣院需要我，我就会一直干下去。”

红色家庭出身，一心一意投入照顾革命老人事业

贺晓英早已习惯了“两头跑”。洪家关光荣院位于贺龙故居对面的半山腰上，占地约12亩。每天清晨五点，贺晓英在院里起床，生火做饭，喂猪摘菜。等老人们吃上早饭，她就下坡走回自己家中，把丈夫韦绍平从床上扶起来，挪进轮椅里。韦绍平身体不好，一天只吃两顿。帮他吃完早饭后，贺晓英又回到光荣院，忙院里的事，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多，再赶回家，让丈夫吃完第二顿饭，安顿他上床休息，然后再返回院里。

△贺晓英在田地里做农活。

1985年，她与韦绍平结婚。婚后第三年，丈夫不幸患上脊椎管畸形压迫神经症，不久后便半身瘫痪。而这时，她在光荣院的工作才刚刚上手。光荣院里住的都是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战士和烈士亲属。而她本身就就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，爷爷跟随贺龙革命，并因此牺牲，父亲是桑植县民政局局长，公公是副局长，老院长则是父亲多年的朋友。

在贺晓英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不苟言笑，在整个洪家关都是出了名的严肃。她在家中排行老四，六姊妹中，她是唯一读过高中的。“父亲肯定对我寄予了好大的希望”，贺晓英说。因此，她总想做出点成绩，让父亲满意。从来到光荣院的第一天起，她就一心一意投入到做不完的事情中。

丈夫瘫痪后，公公婆婆曾提出解除婚约。但贺晓英拒绝了，“两个孩子还那么小，他又病得那么重”，她说，“就算我改嫁，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，留给他，孩子又像孤儿。怎么着我都不好受。”公公婆婆便说：既然如此，你安心工作，我们来顾家。2002年，一家人从县城搬到洪家关乡，掏出全部积蓄，盖了现在这幢小房子，只为方便团圆。

迈向衰老的身体，染黑发只为让老人心安

尽管搬来了洪家关乡，早些时候，贺晓英还是很少回家。院里的事情太多、太杂了，小到老人的起居、地里的农活，大到光荣院的发展、外面的应酬，都需要她操心。

她谈起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名叫张逢典。在照顾他的十多年里，因为他老年痴呆、神志不清，常常大小便失禁。贺晓英想给他穿尿不湿，他不穿，把尿不湿都丢了。贺晓英只能一次次把他带到厕所里擦洗，一天至少要洗三次澡，几个护工一起搭把手。有时候老人不认人，发起脾气来，甚至会拿拐杖打人。

越到后面，老人越是糊涂。以前的院门较低，他会翻出去跑掉，贺晓英就得派人去找，十分折腾。后来她把院门加高了，只是等门改好时，老人已经去世了。被骂、被打的时候，贺晓英没太往心里去：“他失去记忆了，不认人就骂你，不能跟老人计较。”她说老人也有可爱的时候——“发完脾气过一会儿又会对你笑；家人带零食来，他分给你，你不要，他还生气。”

△贺晓英帮老人量血压。

“院长很不容易的，这些年老了许多”，光荣院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，贺晓英的一头乌发其实

贺晓英确实觉得，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以前在院里她一天能走两三万步，能一口气背着120斤的老人上二楼，现在一天下来她常常觉得自己“太累了”，但是睡一觉又好了。问题较大的是她的眼睛，由于常年烧火做饭，尤其是老人们爱吃熏腊肉，贺晓英在烟熏火燎中，视线渐渐模糊、害怕强光。

对家人心怀愧疚，想把重心移回家

去年，韦绍平住了两次医院，身体已无法自理。丈夫住院时，院里的老人也住院了。两边都请了护工，而贺晓英依然守在她的光荣院，“没时间，根本走不开。”她自掏腰包，给照顾老人的护工塞了200块钱，说老人喜欢什么就买什么。丈夫这边，她也会问问需要什么。

但韦绍平很少主动联系贺晓英，“我能说什么呢？她不可能有时间来陪我的。”他说，自己年轻时多少有过怨言，但时间长了也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原本住院以前，韦绍平还能自己照顾自己；现在，他每天拖着跟尿管，坐在轮椅上要么看电视，要么在电脑上下象棋，“当然希望她多陪陪家人，不工作最好，但必须理解她、支持她。”韦绍平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无奈，这么多年来，贺晓英与老人们同吃同住，一家人都没吃过一顿年夜饭。